当务之急是加强居士教育，尤其是放宽对建立居士组织的限制，恢复佛教青年会组织。健全的居士教育，将为僧教育构建坚实的社会基础，并提供高质量的僧源。在环境的改善中，逐渐重构佛教的主体形象。

    (二)在办学力量和院校体制上’.公私兼顾”

    “公办”—现行佛教协会体制下，集中全国佛教界的财力、物力，调动教内外、海内外的师资、教材等资源，重点办好数所佛学院。

    “民办”—由各地、各寺院整合民间资源，或与世俗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举办各种形式的佛学院、研究所、培训班。按照教育规律进行宏观调控。

    通过教学质量评估，统一招生考试并由考生填选志愿等手段，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发展机制。促使地方佛学院在培养对象、教学重点等方面向专科方向发展，办出人无我有的专业特色，逐渐形成台、贤、禅、净、性、相、律、密等参学中心。

    地方、丛林和民间力量办学，已蔚成风尚。不仅是“公办”院校的合理补充，很可能会在新的形势下，以更有力的投人和更灵活的机制，成为“公办”院校的竞争对手。

    各种“民办”院校在互助互利的基础上形成股份制式联合。若果能如此，不仅会为中国佛教教育走出新的路子，也将会深刻地改变现存的教团体制。

    (三)在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上二因材施教”

    佛教教育涵盖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生源与培养目标不同，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当然也不能简单划一，只能根据整个佛教事业对人才的需要和教育对象现状，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

    现在仿照世俗教育的初中、中专、大专以上三级学制来安排佛学院的教学，存在着以世俗学校的标准挤兑或冲淡佛教标准的危险，使“学修一体化，学员管理丛林化”的要求成为一纸具文。在学僧的信仰素质和文化水准都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千篇一律地开设外语、文史等课程，其负面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这与佛教教育中模糊了宗教标准而过多地考虑旅游接待等世俗功利目的有关。如果我们承认佛教教育应以信仰标准为核心的话，那只能根据戒定慧三学的程度来编定学制，适当参考世俗学校的教学形式。在确保修行的基础上，对一小部分品学兼优的学僧，采取自学、选修等方式，修读一部分世俗大学的文史课程乃至攻读研究生学位。但这仅是僧教育中的偏锋，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在社会、文化层圈中展开弘法活动，并为将来创办佛教大学积聚师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