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摩经·佛国品》指出,众生是菩萨成就佛国净土的根基,必须随一切众生的机缘而净其心。随众生的机缘,是辨别教育对象的根机,从而制定相应的教育方法;净其心,则是佛教教育的宗旨,由心灵净化,进而国土净、众生安、天下平。
《维摩经》这一教育理路与《阿含经》一脉相承,《杂阿含经》267经指出:“当善思惟观察于心。所以者何?长夜心为贪欲所染,慎患、愚痴所染故。比丘!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佛教虽讲色心不二、依正相依,但强调心的主观能动性。就体而言,心的染净趋向决定了行为的善恶,从而产生相应的苦乐后果。就个体与社会的关共。就众生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
中国的传统思想都重视人心的作用。《尚书·大禹漠》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老子》第四十九章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而佛教最为重要的《七佛通诫褐》,则对上述儒道二家所说的人心与道心、圣人心与百姓心的关系,从实践角度作了高度概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包含了善与恶、舍与执、迷与悟、菩提与烦恼。世人之心既是真心、清净、觉悟,又是妄心、染污、烦恼。无明烦恼与真如佛性同时先天具有。
《维摩经·佛国品》指出,心净的前提是发直心、深心、菩提心。这三心,使“自净其意”的佛法总纲具有无限深广的内涵。继阐述三心之后,递次展开六度、四无量心、四摄法、方便、三十七道品、回向心、十善等菩萨度生的实践,都是在世出世间两方面对净心的充实和展开。
以发直心、深心、菩提心三心为纲的净心实践,按欧阳渐的说法,即“充人之量”,并以此视为佛教教育之根本宗旨。随众生的机缘,即通过教育,激发众生本具的真心、清净、觉悟的面向,而不是顺应其妄心、染污、烦恼的面向。正如欧阳渐所强调,教育不应从民之欲望,趋时之流,应辨明教育的根本目的:“教育不以兴国为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为人之量为的。国可亡,天下不可亡,明不可失其所以为人耳。”
(二)由体起用,区分二类教育对象
欧阳渐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释》中,系统阐释了佛教教育的各项原则。他认为佛法为一切教育之极,教育首在于确立师道。要在一个义利不辨、师道不行的时代和社会,确立师道的价值。确立师道,在于传授舍生取义之教,而非以“衣食住为业,发展维持强权为业,物质为业,人生日用支配为业。”然而,现实却往往是使教育陷人名利场中,“师无其道,猴沐而冠,潮流所趋,又易以艺,梓匠轮舆,计功而食,贩夫势妇之场,叫嚣争斗不止,陵夷至于今日也!”
因此,教育须确立大本。如欧阳渐所指出,教育对象虽有平民和豪杰之分,然救今天下,应以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为前提:
“义利之界始明,乡愿、圣人之分始晰。”
“有恒产而有恒心者,为一般平民言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也。”
“立志办道,其体也;多才多艺,其用也。教育对象{平民—多才多艺,其用豪杰—立志办道,其体因此,佛教教育的对象应是立志办道的豪杰,成为匡时救世的人天师表。在这个根本上,由体起用,“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培养多才多艺的化世导俗人才。
(三)引入佛教教育圈理论模型
欧阳渐以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为本,恰可对治当前佛教主体软弱、神圣性资源流失之流弊。然而,“立志办道”之体,与“多才多艺”之“用”,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豪杰之教”与“平民之教”理应同步发展,使有“恒产”者也有“恒心”,有“恒心”者亦有“恒产”。
为此,有必要引人笔者多年前提出的佛教教育圈理论模型。佛教包摄信仰、社会、文化三层环圈,具有宗教、政治、学术三重标准,面对着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协调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繁荣学术文化等三大任务。在上述三重关系中,信仰层圈、宗教标准、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是第一位的,不能本末倒置,导致佛教淡化宗教主体性的边缘化结果。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是造就一批续佛慧灯、弘法利生的高僧大德,并以此为核心,建构起统一强大的佛教教团。从这个根本出发,由体起用,以主驭宾,才能更多更好地培养出佛教的社会活动和资生事业人才,以及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