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摩经·佛国品》指出，众生是菩萨成就佛国净土的根基，必须随一切众生的机缘而净其心。随众生的机缘，是辨别教育对象的根机，从而制定相应的教育方法;净其心，则是佛教教育的宗旨，由心灵净化，进而国土净、众生安、天下平。
《维摩经》这一教育理路与《阿含经》一脉相承，《杂阿含经》267经指出:“当善思惟观察于心。所以者何?长夜心为贪欲所染，慎患、愚痴所染故。比丘!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佛教虽讲色心不二、依正相依，但强调心的主观能动性。就体而言，心的染净趋向决定了行为的善恶，从而产生相应的苦乐后果。就个体与社会的关共。就众生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
中国的传统思想都重视人心的作用。《尚书·大禹漠》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老子》第四十九章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而佛教最为重要的《七佛通诫褐》，则对上述儒道二家所说的人心与道心、圣人心与百姓心的关系，从实践角度作了高度概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包含了善与恶、舍与执、迷与悟、菩提与烦恼。世人之心既是真心、清净、觉悟，又是妄心、染污、烦恼。无明烦恼与真如佛性同时先天具有。
《维摩经·佛国品》指出，心净的前提是发直心、深心、菩提心。这三心，使“自净其意”的佛法总纲具有无限深广的内涵。继阐述三心之后，递次展开六度、四无量心、四摄法、方便、三十七道品、回向心、十善等菩萨度生的实践，都是在世出世间两方面对净心的充实和展开。
以发直心、深心、菩提心三心为纲的净心实践，按欧阳渐的说法，即“充人之量”，并以此视为佛教教育之根本宗旨。随众生的机缘，即通过教育，激发众生本具的真心、清净、觉悟的面向，而不是顺应其妄心、染污、烦恼的面向。正如欧阳渐所强调，教育不应从民之欲望，趋时之流，应辨明教育的根本目的:“教育不以兴国为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为人之量为的。国可亡，天下不可亡，明不可失其所以为人耳。”
(二)由体起用，区分二类教育对象
欧阳渐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释》中，系统阐释了佛教教育的各项原则。他认为佛法为一切教育之极，教育首在于确立师道。要在一个义利不辨、师道不行的时代和社会，确立师道的价值。确立师道，在于传授舍生取义之教，而非以“衣食住为业，发展维持强权为业，物质为业，人生日用支配为业。”然而，现实却往往是使教育陷人名利场中，“师无其道，猴沐而冠，潮流所趋，又易以艺，梓匠轮舆，计功而食，贩夫势妇之场，叫嚣争斗不止，陵夷至于今日也!”
因此，教育须确立大本。如欧阳渐所指出，教育对象虽有平民和豪杰之分，然救今天下，应以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为前提:
“义利之界始明，乡愿、圣人之分始晰。”
“有恒产而有恒心者，为一般平民言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也。”
“立志办道，其体也;多才多艺，其用也。教育对象{平民—多才多艺，其用豪杰—立志办道，其体因此，佛教教育的对象应是立志办道的豪杰，成为匡时救世的人天师表。在这个根本上，由体起用，“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培养多才多艺的化世导俗人才。
(三)引入佛教教育圈理论模型
欧阳渐以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为本，恰可对治当前佛教主体软弱、神圣性资源流失之流弊。然而，“立志办道”之体，与“多才多艺”之“用”，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豪杰之教”与“平民之教”理应同步发展，使有“恒产”者也有“恒心”，有“恒心”者亦有“恒产”。
为此，有必要引人笔者多年前提出的佛教教育圈理论模型。佛教包摄信仰、社会、文化三层环圈，具有宗教、政治、学术三重标准，面对着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协调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繁荣学术文化等三大任务。在上述三重关系中，信仰层圈、宗教标准、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是第一位的，不能本末倒置，导致佛教淡化宗教主体性的边缘化结果。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是造就一批续佛慧灯、弘法利生的高僧大德，并以此为核心，建构起统一强大的佛教教团。从这个根本出发，由体起用，以主驭宾，才能更多更好地培养出佛教的社会活动和资生事业人才，以及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人才。
